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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创造明星——铁干和晶子


2020-08-01


当我们回顾诗人的创作生涯时,不难发现,他们有个共同点,在出道成名之前,几乎都参加过诗社,集资出版同仁诗刊、杂誌。他们在那刊物上发表诗歌、文章,锻炼写诗撰文的技艺,等作品累积到某个份量,就出版问世为自己的诗路留下印迹。现今想来,这的确是个好方法,毕竟,没有强势媒体的支撑,没能被选为样板的机会,想成为诗坛闪耀的明星,扩展知名度影响力,就必须自办刊物和长期经营,这两个条件将发挥着重大的作用。

1900年(明治33年)4月1日,诗人与谢野宽(铁干)创刊《明星》杂誌,刚开始,这份刊物为小型报纸的对开版,同年8月发行到第5期,仍然沿用这个版型,第9期则改为32开,到了1908年(明治41年)11月,共计发行了100期,才宣布停刊。从杂誌的发展史来看,与谢野铁干的《明星》能撑持到100期,实在不容易,何况在挣钱困难的时代里,创办理想的杂誌绝对是奢侈的行为。

自己创造明星——铁干和晶子

所谓正因为有荣光,就必有挫折,有褒扬就有诋毁。在日本文坛上,仍然没有例外。就有文坛的好事者发现,在《明星》创刊号版权页上,发行人和编辑登记为林泷野,进而深入探查摸底,原来该杂誌的编辑事务,全由当时27岁的与谢野铁干负责。以此类推,该杂誌题为「明星」的卷头语,想必是出自与谢野铁干的文笔。诚如这位雄心勃勃的诗人宣示的那样,《明星》是东京新诗社的刊物,主要刊登前辈名家的作品,举凡艺术、评释、论说、讲演、创作(和歌、新体诗、美文、小说、俳句、绘画等)批评、随笔等等,此外,他们竭诚欢迎社友赐稿,以增光篇幅。

更确切地说,与谢野铁干有更大的意图,他希望强化这份杂誌的体质,使之长期发展下去。正如当时的新体诗人一样,缺乏文化涵养,《明星》杂誌的内容即存在这些缺点,因此需要文坛顶尖的作家执笔赐稿,尤其,在和歌、短歌、小曲、英诗、德国诗、汉诗、俳句等领域多予提点。就该杂誌的篇幅而言,除了广告之外,全12页当中,有2页半作为「中学时代」专栏。在本文方面,有诸多亮眼的作品,例如梅泽和轩翻译「亚斯顿的和歌论」、落合直文的短歌「鹤唳」、久保天随的「鹊寓诗解」、薄田泣蓳的新体诗「夕晚之歌」、井上哲次郎和泉镜花等作家对于色彩偏好的回答,还有广津柳浪的小说「他的身影」。不过,从阅读的热度来看,岛崎藤村的新体诗「旅情」,似乎最吸引读者的目光。岛崎藤村比与谢野铁干年长一岁,他于3年前夏天出版了第一本诗集《若叶集》(春阳堂),旋即引起文坛的瞩目,在《明星》杂誌刊登他的诗作,必然能增加读者群。

自己创造明星——铁干和晶子

谈到与谢野铁干创造的「明星派」作家诗人们,我们不得不提及关于他的蜚短流长。正如上述,《明星》杂誌的「发行人兼编辑」林泷野,其实就是与谢野铁干的同居人,他们之间产有一子。根据正富汪洋所述,明治22年至25年,与谢野铁干担任山口县德山女校的教师,林泷野是他的学生。正因为这段变形的师生缘,才招来其后的人生风雨。据林泷野所述,明治33年4月,与谢野宽创刊《明星》杂誌的资金,即援引其娘家资助。只是,这里存在着人性矛盾,在与谢野宽看来,林泷野是个平庸的女人,因此他并不爱她,他们关係甚是冷淡。偏巧在这个节骨眼,一位住在关西的年轻女歌人凤晶子,向《明星》第2期投稿了六首短歌〈花がたみ〉,这乍然而来的诗情的碰撞,使他们彼此的爱慕悄然埋下了火种。在与谢宽的想法里,自己的妻子必须有艺术才华,必须是得以与他并肩前进的女性伙伴,写诗的凤晶子正符合了这个理想条件。其后,与谢野铁干和凤晶子的热恋就这样爆燃开来了。当时,《明星》杂誌受到文学青年的关注,发行量由原先5千册攀升到7千册,可谓畅销的杂誌。然而,明治34年3月,坊间出版了一本奇书——《文坛照魔镜》,该书没有标出作者姓名和出版社,即在八卦他们之间的情史,揭露与谢野宽是与女性关係複杂的、始乱终弃的人。

这个冲击使得《明星》杂誌的发行量严重下跌,至于真相到底为何,正富汪洋的《明治的春青》这本书,似乎能提供较完整的情节,不过,真正的爱情终究要禁得起任何的质疑。是年6月,晶子来到东京,开始和与谢野铁干同住,于这部奇书出版的半年后——明治34年9月,这对诗人情侣与谢野铁干和晶子结婚了。

从凤晶子变成与谢野晶子以后,她并没有辜负众望,逐渐展露出其诗人的光芒,强权之手都无法将其抹除。明治37年9月,与谢野晶子于该期《明星》发表了诗作〈汝不可死呀〉,这首诗作是为因日俄战争被徵召至旅顺的弟弟而写,整首诗作洋溢着人道主义色彩和自省反战的精神。只不过,在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最为称道的明治时代,这首情感真摰的诗作,必然引来极端爱国主义者的抨击。是年,大町桂月于《中央公论》10月号,措词强烈批评与谢野晶子,批判其「否定这战役的正当性,一味高唱社会主义,她是草莽无智的女子,应当奉公守法,背诵学习『教育敕语』,不许非议宣战诏敕……」然而,与谢野晶子并未怯懦,立刻于《明星》11月号撰文反驳,双方交战的火花,进而延烧到剑南和桂月身上,他们在《读卖新闻》上唇枪舌剑,打得一时难以收拾,最后演变成与谢野铁干与平出修二人,直接找上了桂月谈判。

自己创造明星——铁干和晶子

这些激烈交锋的经纬,师事诗人上田敏和文学评论家厨川白村的矢野峰人(他于1929年曾任台北帝国大学教授),在其《铁干.晶子及其时代》一书中,均有详细的记载。在矢野峰人看来,他非常认同晶子的诗歌思想,批评桂月的用语过于极端粗暴,已失去文艺评论家应有的风度。矢野进而说道,如果这首诗作发表在昭和10年(1935),情况极为不妙,毋庸置疑,晶子立刻就会成为《治安维持法》的祭品。换言之,在镇压言论的年代里,任何可疑的影射,肯定招来牢狱之灾。晶子这首反战诗的内容如此明确,军部必定要为她扣上反国家的高帽子,将她扔进严寒的苦牢。当时,许多异议分子和牴触威权统治的知识人,都落得如此下场。

话说回来,作为诗人与谢野铁干仍然有所作为,起码他愿意和时代命运共脉搏,以另一种婉转的笔锋,介入时代事件的关怀。他写了一首俳诗〈诚之助之死〉,表达同情因「大逆事件」案被株连处死的大石诚之助医生,引起了诸多共鸣。的确,与晶子诗歌方面的成就相较,与谢野铁干似乎略为逊色些,不得诗人作家的青睐。日本文学专家指出,从石川啄木于明治41年至42年的日记来看,在日记里,他激烈批评与谢野铁干的文学观老旧俗套,不敢向闭塞的时代发出挑战之音,可对于晶子的评价很高,给予温厚的支持。女作家宫本百合子于《妇人与文艺》杂誌中,即高度讚扬晶子的社会评论及其作品,在她看来,晶子比起《青踏》思想新潮的娘子军们,更有积极的作为。

就他们的婚姻生活来看,晶子与铁干的情感很浓密融洽,坚定支持其夫君的文学事业。明治44年,原本英才勃发的与谢野铁干却陷入了瓶颈,晶子为了相助夫君打开这困顿的局面,于是年年末,毅然地将夫君送往法国留学一年,住在法国期间的各项费用,全依靠晶子的写作所得汇寄。或许,不止诗人如此,所有人经历人生的风浪以后,对于人世间自当有不同看法。到了明治45年,晶子写作《青海波》之时,与其处女作短歌集《乱髮》(台湾诗人李敏勇中译本)、《恋衣》、《白梅集》等代表作,风格已经迥然不同。或许可以说,从青春、恋情的短歌,到激扬之爱的诗作,都各自展现着自身的特色,无法彼此取代,也不需取代捨弃,有其源初就有发展,就看有兴趣的读者要走进哪个连接点。不过,正如前述,这一对诗人伴侣有个共同点,他们用热情和诚恳创造出日本文坛的明星,而有情的时代没忘记他们,也将他们安放在明星辉耀的位置上,只要读者仰望凝视,大概都看得到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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